一
上個世紀的九十年代初，大約有兩年多時間，我閉門讀書，足不出戶。偶爾出遊數日，也必定是回老家的深山裡，聽泉瀝瀝，聽鳥嚶嚶，在世俗中最易受到傷害的詩人，在山林裡，卻能得到天籟之樂，有一次興盡之餘，得詩一首：
風起竹邀花掃石，寒來云為客添衣。
禪家活得無拘礙，盡日南山一局棋。
如果不是置身山林，怎麼能獲得這種飄飄欲仙的生活？不才以“禪家”自謂，初始，的確如傳統文人，屬“不得志而逃於禪者”。爾後，在經歷了許多歷練之後，真正認識到禪是養心蓄氣的“不二法門”，便成為一種自覺了。遊歷天下佛教名山巨剎，尋覓往昔高僧大德的遺蹤，便成為我耽於山林的一種方式。去年，我二遊天台山，參拜了一千四百年前陳隋之際的大和沒尚智顗的肉身塔以及寒山遁隱的山林後，回到寓所，微醺之際又吟出一律：
我本江城士大夫，瓊臺又到總踟躕。
昔年秋暮看紅葉，此日春深聽鷓鴣。
霽月初升鐘磬遠，樵風暫歇老龍孤。
自從遁去寒山子，誰發清歌對碧蕪？
不知不覺，我已經以士大夫自居了。在經歷了“五四”運動及“打倒孔家店”等盡破傳統的劫數之後，卻自稱自己是士大夫，是不是有不合時宜的“遺老”作派？但是，在這物慾橫流金錢至上的當今之世，我實在找不到一個比士大夫更合適的詞彙，來概括我當下的生活狀態。士大夫用之於當今，很難找到一個對應的詞彙。若強加解釋，應允為知識份子與中產階級的結合體。屬於既有恆產又有恆心的人，他們愛國不吝此頭、愛已擅長風月。操守與狂誕齊美，憂患與享樂並重。因此即便是放在世界文明的框架裡，中國古代士大夫的精神生活，也必定是像布達拉宮中的夜明珠一樣閃射出璀燦的光芒。倚松傲嘯，對月烹茶；雞聲野店，細雨騎驢┅┅這種種超然世外的山林生活，誰又能說不是士大夫精神生活的重要內容？
二
耶穌、釋迦牟尼這樣偉大的宗教領袖，以及孔子、老子、亞里士多德、柏拉圖這樣傑出的聖人，差不多都誕生在公元前那二三百年間，這真是一個奇怪的事情。這裡面肯定包含了某種天機，只是我們人類的智力尚不能將它破譯。正是這幾位橫空出世的智者，用他們創立的宗教與思想，給人類的生活指出了方向，一經確定，便很難變更。李白有詩“古來聖賢皆寂寞，惟有飲者留其名”。這是詩人的瘋話，切不可當真。對聖賢，我歷來充滿崇敬，正是因為他們，人類才告別愚昧，社會生活才有了秩序。
幾乎從一開始，東西方文化就出現了巨大的差異。對於如何入世，開創人類的事功，西方優於東方；對於如何出世，從自然萬物中汲取精神生活的養料，東方則明顯優於西方。治國者，採用西方的那一套，或許在聚斂財富、伸張國力上大有稗益；但若要治心，讓一個人平和起來，優雅起來，東方文化則可起到事半功倍的效用。
中國上古的聖賢，把個人的修養看得非常重要。如果說儒家看重的是社稷，那麼道家看重的卻是生命。外儒內道，幾乎成了中國士大夫的精神內涵。這決不是互相牴牾的兩張皮，而是共生互補的對立統一。用儒家建立治國平天下的事功，用道術涵養洞察幽微的心靈。讓一個人在進取與退守之間，均能遊刃有餘。古人有言“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很明顯，前者屬於儒家，後者親於道術。怎樣才能做到獨善其身呢？索居陋巷，心遠地偏，固然是一種選擇，但歌哭于山巒之中，優遊於林泉之下，則是一種更佳的選擇。
中國古代文人的詩作，極寫山林之趣的，幾乎可以編纂成洋洋數巨冊的山林詩史。說到詩，略說一點題外話，把寫詩作為一種職業，用來謀生，這是當代的事。古代的詩人們，除了李白這樣一個極為特別的例子，幾乎沒有一個是專職的。詩歌隊伍中的佼佼者，既有帝王將相，也有野老優伶。他們寫詩從來都不是為掙稿費，即便是寫出洛陽紙貴的千古名篇，也只是獲得一片嘖嘖稱讚而已。到了唐代，雖然在科舉考試中專門設了一個“博學鴻詞科”，為擅長寫詩計程車子開闢了一條出仕為官的途徑，事實上看來，這也並非善舉。用當今話講，複合型人才不多。寫詩當官都很優秀，只有王昌齡、白居易、元稹、柳宗元、高適、岑參等不多的幾個。更多的詩人，如李白、杜甫、王維、李商隱、杜牧等，詩是再優秀不過的了，但官卻當得滯礙。我指的不是官大官小的問題，而是從政的能力以及為官一任的績效。扯遠了，且打住，還是說山林。
第一個用詩歌的形式把山林寫得非常美好，讓人神往心儀的，是陶淵明。且看這一首：
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
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
羈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
開荒南野際，守拙歸園田。
方宅十餘畝，草屋八九間，
榆柳蔭後簷，桃李羅堂前。
瞹瞹遠人村，依依墟里煙，
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巔。
戶庭無塵雜，虛室有餘閒，
久在樊籠裡，復得返自然。
這是《歸園田閒居五首》中的第一首，是陶淵明辭去彭澤縣令回鄉當農民之初寫下的。他為我們畫出的這一幅“農家樂”，既是風景，也是風情。陶淵明當了十三年的官，一直在卑位，直到離開公職，月俸也僅為五斗米。他辭官的理由，冠冕堂皇的話是“不願為五斗米折腰”，乍一聽，還以為陶先生器量狹小，是在和皇上鬧意氣要待遇，其實這理由站不住腳。陶先生若真是想弄錢，在縣令位子上遠比在農夫位子上容易，君不聞“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乎？陶先生縱然不貪，就是在日常酬酢中，也能得到不少實惠的。他真正的辭官理由，在上面這首詩中已表露無遺：“久在樊籠裡，復得返自然”。
把官場比作樊籠，可見陶先生對權門利竇的痛恨。在離職歸家的途中，他寫下了《歸去來辭》，說自己在官場是“心為形役”，並表示“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在未來的日子裡，他要追求什麼呢？無非是對月飲酒，臨流賦詩的山林生活，以及“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那一份曠達與閒情。
三
中國計程車大夫，為什麼對山林情有獨鍾呢？這關係到整個士大夫階層的生存狀態及價值取向。明弘治年間，狀元出身的羅倫在翰林院修撰任上，因反對當時的內閣首輔奪情而遭革職，回四川省永豐縣家中閒住。事過境遷後，不少人替他打抱不平，交章呈奏皇上，要起復他。而且，的確有詔書到縣，要他赴京履新。但這位羅狀元偏不領聖恩，作了一首詩回答皇上：
五柳先生歸去來，芰荷衣上露漼漼。
不由天地不由我，無盡煙花無盡杯。
別樣家風幽澗竹，一般春意隔牆梅。
老來只怕風濤險，懶下瞿塘灩澦堆。
仿效陶淵明歸隱山林，穿上三閭大夫屈原所喜愛的芰荷衣，扶犁南畝，柱杖東山。飲酒飲茶在春秋序裡，觀人觀物在竹梅之間。比起在京為官時“午門待漏寒威逼”的窘態，再看今日的“睡覺東窗日已紅”的閒適，有琴書自娛而無冠裳之拘，這是多麼大的樂趣。年輕時的羅狀元，才華橫溢心雄萬夫，將一種匡扶社稷的釣鰲之志攜到京師，很想在官場裡幹出一番偉業。恃才傲俗，這是中國文人的通病。既然傲俗，自然要對官場的種種齷齪發表意見。如此一來，豈能不忤怒權貴？於是，煙雲飄渺的謫官之路上，一代一代，一程一程，走過了多少簫劍相隨的才子？羅狀元便是其中一個。陶淵明把官場比作“樊籠”，羅倫更是把官場比作長江瞿塘峽中的灩澦堆。這灩澦堆，在上世紀五十年代被炸掉。如今三峽大壩建成，它更是成了一汪清水。可是，在此之前，所有長江上的船伕，都將灩澦堆視為鬼門關。這江心的幾堆亂石，吞澨了多少過往的船旅。從某種意義說，灩澦堆是死亡的訊號。羅倫把灩澦堆比作官場，這不能說是一個文人的變態心理，而是一個遭受挫折的官員的豁然醒悟。熱衷於事功者，會認為這是逃避現實而施予冷眼，甚或譏為庸人。對此類誚語，另一位謫官，比羅倫稍後的江西吉水縣的羅念庵，歸田後屢召不赴，也寫了一首詩：
獨坐空庭一事無，秋風春雨自團蒲。
而今始解閒非偶，到得能閒幾丈夫。
一般的中國人，眼中的大丈夫莫不都是頂天立地的偉岸男子，若不是“孤臣白髮三千丈”，便是“把欄干拍遍，無人會，英雄意”。但這位羅念庵，卻認為大丈夫須得具備賦閒的膽識。坐在團蒲上享受春風秋雨，作為常人，是不難做到的事情，但作為經綸滿腹的智者，的確需要道德上的勇氣。不思鐘鳴鼎食，也不當龍袖驕民，這要拒絕多少誘惑啊！
官場上的失意者，大都選擇山林以頤養天年。這似乎已成規律。其實，即便是顯官，又何嘗不把終老林下作為上善的選擇。戰國時的范蠡，辭去越國丞相之職，帶著絕代佳人西施泛舟五湖，這是多麼美麗的結局。我總覺得，李商隱的千古名句“永憶江湖歸白髮，欲迴天地入扁舟”是因范蠡的啟示而吟出。茲後，急流勇退的顯官多得枚不勝舉。還有一種為官者，既不顯也不貶，只是覺得自己的學識與性格不合在官場久呆，索性也就寄情山水。唐代大詩人王維，便屬於這一類，他有一首《酬張少府》的五律，單道這事：
晚年惟好靜，萬事不關心。
自顧無長策，空知返舊林。
松風吹解帶，山月照彈琴。
君問窮通理，漁歌入浦深。
王維返回山林的理由，是因為他心中無治國馭民之長策。這也許是一句真話，唐史上雖然有他的列傳，卻並不記載他的政績。儘管有這些佐證，我仍然覺得王維的話有“遁詞”之嫌。他的問題不是沒有長策，而是所有的心思都不在當官上頭。古人有言：“志於功名者，富貴不足以累其心；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可見，中國士大夫有蔑視富貴的傳統。一味追求富貴，會遭到清流們的白眼。但是，追求功名，卻是一般讀書人的熱衷。如果把讀書人分為三類，則可以說是下等求富貴，中等求功名，上等求道德。普天之下計程車子，以下等與中等居多，求道德者，則鳳毛麟角。“君問窮道理，漁歌入浦深”，這已是求道德的表現了。在何種樣的境界中來思考道德的真諦呢？“松風吹解帶，山月照彈琴”，寥寥十個字，為我們勾劃出寧靜到極致閒適到極致的山林之美。
四
如上所言，也許會給人一種錯覺，所有為官者都喜歡山林。其實不是這樣。唐人詩：“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這巨大的反諷道出一個現實，為官之人雖然都道山林好，但真正願意離開官場的人卻是少之又少。
中國古代的官員，其主體都是讀書人。中國古代計程車大夫，其主體也是讀書人。前些年，當“知識就是生產力”見諸報端並被驚為是一種歷史觀的進步時，我曾戲言，這觀點古人早就提出過。“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金錢美色，盡在書中。讀書人作為人類文明建設的支柱，似應視為一個整體。但若究其人品操守與價值取向，分岐卻是無法彌合的。岳飛與秦檜，這種勢同水火的極端例子，在歷史中並非個案。卑鄙扼殺高貴，終於在文化革命達到全盛。每遇人妖顛倒指鹿為馬的年代，士大夫作為社會良心的體現，都會站出來主持正義，維護道德。明晚期東林黨人的出現，便足以說明問題。權力滋生腐敗，權力更滋生醜惡，何況是不受監督與無法制約的權力。所以，在皇權統治下計程車大夫，一方面有忠君報國的思想；另一方面，為了潔身自好，他們只能退隱山林。孔子言“仁者樂山，智者樂水”，真不愧為聖人言。但這句話卻是不能演譯的，既然寬厚仁慈與充滿智慧的人樂山樂水，那麼樂於官場的人又算哪回事呢？這隻能說，士大夫即便為官，不能過醉月餐霞的山林生活，心中也必定要存山林的旨趣。胸中有丘壑，坐地成神仙。可悲的是，太多的為官之人，胸中全都被眼前的利益填滿，哪裡還會有丘壑呢？
中國文人喜歡講一句話：“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應該說，這是一種可貴的品格，所謂憂患意識是也。身在權力之中，常告誡自己要權力為民所用；身在江湖裡，則擔心統馭萬民的帝王決策不慎而招民怨。有這種想法的人，屬於“慨然以天下為已任者”。治國事者，應重仁輕術。過於苛嚴，也許能提升國力，但終究還是會國運衰敗。怎樣才能做到仁呢？方法只有一個，就是“法自然”。生長萬物的大地是最寬厚無私的。《易經》講大地“厚德載物”，這厚德即是仁。所以說，中國士大夫嚮往山林，是在精神上追求“仁”的表現，是一種崇高的價值取向。
廟堂與江湖，城市與山林，這都是絕然不同的兩種生活場景，反映到具體的某一個人，亦是兩種絕然相反的生活狀態。有志於事功者，無不想在宏大的權力廟堂裡覓到一個位置。另一部份士大夫，則躲避廟堂與城市而置身雜樹交花的山林。這些人又可分為兩種，一種是在廟堂中吃到了苦頭而豁然醒悟的，前面提到的陶淵明、羅倫等當屬此類，另一種是天生的厭世派，如莊子。隱居山林便成了他們逃避紅塵的最佳選擇。後者，常被人視為隱士。在中國計程車大夫中，隱士是大家尊崇的物件。最著名的隱士，除了莊子，莫過於僦居柴桑的陶淵明和住在富春江釣臺上的嚴子陵了。歷代詩文中，極贊山林之美的，多不勝數。但也有個別的例外，如傳為西漢淮南王劉安門客的淮南小山，就寫過一篇《招隱士》的小賦，把山林描畫成“虎豹鬥兮熊羆咆，禽獸駭兮亡其曹”的恐怖地獄，乃至發出了“王孫兮歸來。山中兮不可以久留”的呼號。由此可見，作者不是那種深自謙抑的道德修養者，他願意步入廟堂，在那裡，尋求與君王風雲際會的機遇。與《招隱士》迥然相異的，另有一篇《北山移文》，罵的是那種假隱士，這兩篇文章收在《古文觀止》中，這裡不再贅述。
廟堂與事功，山林與道德，允為形式內容的統一。一個人，可以先廟堂而後山林，也可以先山林而後廟堂。既可以身在廟堂而心在山林，也可以身在山林而心在廟堂。每個人的境遇與學養不同，追求也就不同。孰優孰劣，因事而論。當今之世，士大夫作為一個階層，已不復存在，但熱愛山林的讀書人，卻仍不在少數。現代生活，決定了他們對山林只能是嚮往或者短暫的親近，長久隱居在那裡，已成為不可能的事。結束本文時，我忍不住還要引用王維的《竹裡館》一詩：
獨坐幽篁裡，彈琴復長嘯。
深林人不知，明月來相照。
王維這首詩，寫自他的輞川別墅。這輞川，離當時的都城長安不遠。長安即是今日的西安。我到西安數次，卻是無法找到這個比之陶淵明的桃花源更令人神往的地方。不是沒有輞川這個地名，而是光禿禿的黃土地上，再沒有可供詩人流連的茂林修竹。輞川竟只能存活在唐代的詩歌裡，對於我們後來者，這簡直是一種虐待。